罗常培是北京的满族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建国后二人均没留在大陆）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罗常培16岁中学毕业时，就读完了《通鉴》、《史论》、《历代名臣言行录》等书，同时涉猎理学。中学时遵父命学习速记，一分钟能记140个字。正因有此技术，在不满17岁父亲因病去世后，才能靠任速记员维持生活、补贴家用。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每周至少有三天到众议院作速记。在速记过程中，熟悉了各地众议员的地方口音，为日后研究方言积累了不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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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感觉只学了旧文学，还缺乏对新知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学习，于是又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两年。离开北京大学后，曾在南开中学、京师第一中学任、国立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罗常培成为首批聘用的研究员，重点开展音韵学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史语所7年的学术成果包括：4部专著，14篇论文，6县46个点的方言调查，《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的反切长编。

1934年，罗常培到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代理中文系日常事务。他利用刘复建立的国内最早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教语音学，开设语音学课程，结合方言调查，解决了音韵学史上含混不清的众多积案，并与魏建功共同设计了中国第一套现代语言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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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女罗坤仪、儿子罗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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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协助郑天挺共同维持北大残局（郑天挺与罗常培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关系莫逆，两家孩子也是通家之好），在炮声中赶写《临川音系》。他说：假如以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他对临川方言的调查使用了浪纹计等实验语音学仪器，是研究江西方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初步奠定了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格局。1937年，与赵元任、李方桂合译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完稿。傅斯年评价此书:此固近年我国译学上未有这巨业。

在西南联大期间，罗常培担任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以对学生“温而严”著称。他对待所有学生满腔热忱，一视同仁地爱护，有了错误当面苛责，有了困难尽力帮助。学生病了，他会亲自请医、送饭送水，关怀备至。他有个研究生生活困难，还带着个弟弟上学。罗常培知道后，马上介绍他去帮郑天挺教授抄稿子以维持生活。后来又介绍他到华中大学教书。该学生当时有些踌躇，罗常培便勉励他说，教书也一样能做研究工作，何必一定要在联大呢？后来这名学生成为了语言学家，还担任了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在此期间，AG游戏罗常培曾两次到大理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一次回程时遇车祸“几乎丧命”。参加调查云南彝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后来都成了学界栋梁。

1944年11月，罗常培在赴美访问途中，得知战事有利于中国欣然命笔，题诗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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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手书

罗常培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他是那一代大师中少有的没有留洋经历的。1945-1948年在美国波莫纳学院、耶鲁大学作访问教授期间，讲授中国语言学、文学课程，了解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 除了每天教6小时课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英文和了解美国人的风俗习惯方面，一年半后，英文已能听、能说、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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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回国后，仍执教于北京大学。二十余年教授生涯，桃李满天下，门下多大才，开枝散叶，已至少五代。罗常培的弟子李嘉乐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李嘉乐的弟子程抱一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亚裔院士。在任教过程中，他并没有停止研究，而是将研究所得充实教材或开设新课。例如《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就是在许多所大学教音韵学的讲义，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历时20余年，前后修订8次，才正式出版的。研究、教书互相促进，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教出许多方面语言研究专门人才。

罗常培在汉语音韵学、方言学、中国各民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等领域做了开创性工作。他在《厦门音系》这部著作中运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厦门音这个重点方音，是第一部从学术高度研究厦门方言的著作。《临川音系》则是第一部使用现代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现代赣语的专著。《唐五代西北方音》是中国语言学家写的第一部探讨古代方言音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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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语言研究方面，他为中国语言谱系分类建立了理论框架，将中国的语言划分为3系7族19支44种语言的分类框架，这个框架一直被中国语言学界沿用至今，已经成为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谱系分类研究具有深远意义的纲领性文献。 他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使用和发展，陆续为壮、布依、侗、黎、苗、瑶等13个民族创制了17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为拉祜、景颇、傣等部分需要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进行了改进工作，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没有与自己母语相适应的文字问题，为其开展文化教育和保存自己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

罗常培与老舍是发小，一生都是好朋友。抗战期间，罗常培有一次到重庆见到了老舍。因为生活窘迫，老舍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请老友在小饭馆好好吃了一顿。为何他们的友谊能长久呢？老舍这样解说：“首先是我们俩在做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是的，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做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

1959年冬天，因高血压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