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发起于二战末期。战后全球贫困问题虽在部分地区得到缓解，但仍未彻底解决，截至2015年，全球仍有1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数量甚至不降反升。在此背景下，发展经济学不断演变，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而这三次范式转换分别是“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结构范式、“政府失灵——市场机制”新古典范式和“创新失灵——国家体系”演化范式，它们在理论内核、政策主张上各有侧重，且对我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正迈向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成为重大任务。梳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分析各范式的核心观点、继承与分野，以及它们对我国发展的影响，对于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

（一）结构范式：“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下的工业化推动

1.兴起背景与核心观点

结构范式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其兴起受到战时英国和苏联经济计划的成功经验、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贝佛里奇报告”主导的福利国家建设以及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罗森斯坦——罗丹之问”，被视为结构范式的开端。该范式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大推动”：其一，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产业间分工形成的外部经济难以通过市场自发实现，需要政府“扶持之手”进行干预协调；其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需借助国家投资或国际投资加速资本积累，为工业化提供支撑；其三，应将稀缺资本优先配置于投资乘数大的“基干产业”和公共设施建设，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构建互补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起飞。

2.“黄金时代”的主要研究方向

结构范式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大量研究文献，核心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在理论层面，学者们致力于探寻发展中国家贫困陷阱的成因与起飞条件，提出了“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等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分化，罗斯托则提出了包含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等五个阶段的经济起飞理论。在发展政策层面，结构范式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加速工业化，但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的分歧，罗森斯坦——罗丹等人主张中央计划推动各部门均衡发展，赫希曼则强调产业关联效应，主张非均衡增长模式，实践中政府常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发挥作用。在全球治理层面，“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揭示了“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结构范式普遍质疑自由贸易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赶超模式，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也为后进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3.衰落原因

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范式面临诸多挑战。理论上，其缺乏清晰的数理模型，难以适应经济学研究日益数学化的趋势，被主流期刊边缘化；实践中，该范式偏重工业、物质资本积累和政府干预，忽视农业、人力资本开发和市场作用，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农业停滞、轻重工业失调、城乡二元固化等问题。而新古典范式的兴起则成为结构范式衰落的主要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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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范式：“政府失灵——市场机制”下的自由主义回归

1.兴起背景与核心观点

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发生转变，数学化成为主流，结构范式因缺乏数理模型支撑而逐渐式微。同时，战后发达国家“黄金时代”结束，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和“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失灵，里根——撒切尔主义推行的供给管理、私有化等政策形成示范效应；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因过度政府干预出现激励扭曲、寻租泛滥等“政府失灵”现象，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新古典范式的“复兴”。新古典范式的核心观点包括：注重微观基础，认为个人理性与国家发展水平、部门无关，否认“结构”的特殊性；强调价格机制和自由市场的作用，主张“理顺价格”，质疑结构范式的“市场失灵”论断和政府扭曲价格的政策；重视具体政策的微观实证检验；批评结构范式下的过度保护，推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其极端版本“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十条政策主张，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2.理论分岔

新古典经济学内部不断分化，形成了多个影响较大的分支。新政治经济学以寻租理论为核心，指出政府干预可能引发寻租活动，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同时研究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制度主义解释成为该分支的研究前沿。新发展经济学以斯蒂格利茨的“信息范式”为基础，认为信息成本会导致市场失灵，主张用“后华盛顿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应作为市场补充，在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本质上仍未脱离新古典范式内核。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结构范式与新古典范式之间架桥，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联动作为核心，既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主张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作用，但面临诸多争议。实验发展经济学在阿比吉特·巴纳吉等人推动下，采用随机控制实验等微观实证方法检验扶贫政策效果，为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参考，但也受到部分批评。

3.局限性

新古典范式强调价格机制的重要性，但依赖个人理性、信息对称等严格假设，回避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扭曲问题，在实际政策指导中有时效果有限。在关于发展范式和产业政策的争论中，新古典范式虽在理论上有一定优势，但在政策部门的实际影响力不及结构范式。不过，其对产业政策中信息与激励问题的研究、对政策实证评估的重视，以及关于市场经济制度的理念，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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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化范式：“创新失灵——国家体系”下的创新驱动发展

1.兴起背景与核心观点

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发展引擎，全球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结构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长期争议，演化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形成了第三次范式转换。演化范式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核心，AG游戏将知识和分工纳入发展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技术具有无边界性、不平衡推进性、外溢效应和创新能力决定贫富差距等特点，演化范式继承了结构范式关于外部经济和报酬递增的理论传统，同时引入“熊彼特租金”概念，将其与新古典范式的“李嘉图租金”区分开来，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通过创新创造和占有熊彼特租金，突破静态均衡。

2.对“结构”与国际发展的重新阐释

演化范式以技术进步差异重新定义“结构”，将经济活动分为高质量和低质量两类，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技术进步快、R&D含量高、规模经济潜力大等特征，一国发展质量取决于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占比。该范式还将技术进步分为古典型和共谋型，古典型技术进步主要提高生产效率，易被模仿；共谋型技术进步聚焦产品创新，形成高进入壁垒，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共谋型技术进步。在国际发展层面，演化范式提出“熊彼特欠发达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若仅按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将被锁定于低质量经济活动，陷入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学习掌握核心技术，在新兴技术和产业早期阶段进入，抓住赶超机遇窗口，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至关重要。

3.核心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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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范式的内核可概括为“创新租金、技术能力、国家体系”，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造和占有熊彼特租金，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体系失灵导致技术能力不足，应通过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一观点既得到理论支撑，也源于对产业政策史的经验总结。

三、发展经济学范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结构范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农业国资本积累不足、技术落后和国际封锁的困境，我国借鉴结构范式的“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大推动”理念，通过国家计划和内部积累，实施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从“一五”计划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加速资本积累。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我国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17%提高到1978年的44.1%，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发展战略与结构范式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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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交叉融合：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实践

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道路呈现出结构范式与新古典范式交叉融合的特征。一方面，结构范式的影响持续存在，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引导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结构范式衍生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工业化进程评估一直是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产业政策也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我国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吸收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分，不断改革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各类市场，充分发挥价格、利率等市场工具的作用，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寻租行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辅助性、基础性逐步转向决定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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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化范式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会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战略选择。演化范式强调创新驱动和经济活动质量提升，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基于演化范式，我国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需把握三个核心命题：以熊彼特租金定义高质量发展内涵，跳出传统产业分类思维，实施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以技术能力作为创造熊彼特租金的基础，实现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的相辅相成，提升技术赶超效率；通过构建高标准创新体系积累技术能力，统筹各类国家战略，推动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四、研究展望

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结构范式聚焦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新古典范式强调政府失灵与市场机制，演化范式则以创新失灵与国家体系为核心，三者在理论与政策上既存在继承关系，又有显著分野。这些范式对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跨越提供了理论借鉴。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发展机制、政府与市场关系、全球发展治理等基本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未来，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应立足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深入挖掘演化范式的理论价值，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完善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体系与政策框架，同时吸收结构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分，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限于篇幅，本综述仅对部分代表性文献进行了梳理，未来还可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强对各类范式的实证检验与比较分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来源：黄阳华.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兼论构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11(02):109-136.责编：游谨禾注释：NHPE（政经新时空）的简报栏目精选国内中文期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进行推介，与NHPE评介栏目的国外政治经济学（广义）互补。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