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因讲解三国历史而广受欢迎，甚至敢于挑战更为宏大的主题，写出了《中华史》。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对他是否算作“史学家”存疑。历史学家，顾名思义，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是历史资料的收集者、分析者与解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易中天是否算得上史学家呢？让我们从他的经历出发，逐步揭示答案。 首先，来看一下易中天的学术背景。他于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并在校工作多年。后转职至厦门大学中文系。值得注意的是，易中天的学术兴趣一直集中在汉语言文学领域，和历史学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虽然他在个人简介中提到自己也有历史学的研究，但严格来说，他并非是历史学专业的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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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呢？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求其从业者拥有系统的训练和扎实的基础。它是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虽然“文史不分家”，但从事文学与从事历史的学者，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上是有显著差别的。易中天虽然在讲解历史时常常引经据典，似乎展现了相当的学术素养，但这种方法更多是文学性的，而非历史学的研究方式。虽然讲三国时，他会有很多生动的细节与讲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具备历史学家的“基本功”。 许多人可能会说，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的三国讲解，确实通过生动的语言和精巧的叙事吸引了大批观众。这些历史故事不仅吸引眼球，还经常通过细致的引证来让人信服。但实际上，这样的讲述方式，更多是为了普及历史，而不是进行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真正的历史学研究，更看重的是“论比有据”的严谨态度，而这也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与易中天的讲述相比，像阎崇年、蒙曼等具有历史学背景的学者，他们的历史解读虽然也简化了语言，AG庄闲和游戏方便大众理解，但却是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而不仅仅是通过文学性语言表达历史事件的情节。

再来说说易中天的《中华史》。我特别翻阅了这本书，发现它更像是一种个人的历史解读与分析，缺乏足够的学术深度与严谨的史料考证。更令人注意的是，易中天写作的速度非常快，每年四本百万字的节奏。按这个速度，几年的时间就能覆盖整个中国五千年历史。但要知道，真正的史学家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心力，才能完成一部厚重的历史巨作。比如，司马迁编写《史记》用了14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花费了19年，而谈迁的《国榷》更是用了30多年。历史学家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对每一段历史都充满了敬畏与深入的挖掘。而易中天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在投入的时间上，都显得过于“快餐化”，无法真正匹敌那些严谨的史学大家。 把易中天的《中华史》放在文学与通俗历史普及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有其吸引力和可读性的。但如果我们试图将其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学专著来研究，那就显得力不从心。换句话说，易中天在写作这类书籍时，更像是一位作家，而非一位史学家。虽然他通过生动的叙述让人了解历史，但要作为严谨的历史学研究来评估，显然是有困难的。 因此，易中天无论名气多大，写作了《中华史》这样的书籍，也不能算作史学家。因为缺乏一个基本的大历史观和严谨的史学态度，易中天更适合被看作是一位历史普及作家，而非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者。毕竟，历史是一门神圣的学科，成为史学家并非易事，唯有那些经过深刻学习与长时间研究的学者，才能真正承担起历史学家的重任。

发布于：天津市